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
纵观党走过的88年的风雨历程，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根据不同时期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的自身状况确定工作目标和重点，卓有成效地推进党的建设，为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提供了根本保证，党的建设成为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实际上党的三代领导人和现任的胡总书记历来都十分关注党的建设问题。
首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伟大工程”提出来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1939年10月，他老人家首次把党的建设作为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并列的三大法宝之一。他在《<共产党>发刊词》中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一个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在进行之中”。首次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这个命题。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来，针对的主要是革命党的建设，目的是要增强革命党的战斗力，是为了夺取政权。
随着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毛主席又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命题，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把掌握政权形象地比喻成“赴京赶考”，明确表示“一定要考出好成绩，绝不当李自成”。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思想。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上首次提出要搞好“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这是第一次把我们党称为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1962年又再次指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所以，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1980年2月，又提出了一个“执政党怎样才合格”的命题。
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为江泽民所高度重视。1989年12月，在中央召开的党建理论研讨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并在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对毛主席提出的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做了深入的阐述，提出了“新的伟大的工程”。在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十六大以后，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胡锦涛总书记又作了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的工程”，归结到党的先进性建设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他指出：“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是要使我们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综上所述，毛主席在1939年首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伟大的工程”提出来，它的意义侧重于革命党的战斗力建设；1956年，邓小平把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明确与“执政”联系起来；1994年，江泽民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并且初步把它与执政能力建设联系起来；2004年，《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谋划和思路。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根本目的是要达到永葆党的先进性。
党的建设就是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从1994年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到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历时15年，其间，2001年9月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就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即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在每一次党代会的五年间，都有一个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党的建设的决定。这就是我们执政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但忧国忧民，还要忧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豪情壮志的具体体现。正如《决定》所说：党要管党，要做好中国的事情，就要把自身的事情首先做好。
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个人认为，要以《决定》的要求来查找县各级领导干部、全体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在党的五位一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找出改进的方法和路子，只有这样，县委“123456”的发展思路才能逐步实现，全县的经济社会才能又好又快发展。
由于自己学习不多，研究不深，思考不透，看得不准，就谈点不成熟的、肤浅的、谈完了就算了的想法。
我认为，在党的五位一体建设中全县当前亟待解决和重点要抓的仍然是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
就作风而言，全县来讲，总体上好、个体有差距，大局好、局部有差距。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欺上瞒下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正如《决定》所讲的“严重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
就思想作风讲，信念动摇，观念淡薄，思想空虚，精神颓废，行为懒散，精神支柱缺乏。思想僵化，不与时俱进，工作无创新，缺乏主动性，好人主义盛行，不讲原则，不讲党性，批评上级怕丢帽子、批评下级怕丢票子（选票）、自我批评怕丢面子。
就学风而言，学风不浓、玩风太盛。政治学习没兴趣，业务学习没时间，讲话不提笔，依靠电脑和文秘，照抄照搬、照本宣科都还出问题。文凭和水平相差甚远，学历和能力不成正比，有职称但不称职。
就工作作风而言，工作热情不高，敬业精神不强，工作标准不高，要求不严，不图有功，但求无过；利益争着上，困难绕道走；热衷于迎来送往搞协调，习惯于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满足于会议贯彻会议，凭文件贯彻文件；患有随意性、片面性和盲目性三性综合症，导致拍脑袋决策，拍胸口保证，最后拍屁股了事。有的人还具有三种“能力”：就是脱离群众应付上级的能力，做表面文章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布置不落实、只走过场不讲成效的能力。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全县在市委市政府的心目中形象不佳。给历来是出经验出成绩的镇雄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六七十年代，全国学大寨、全省学镇雄。毗邻县份提的口号：远学大寨，近学镇雄）。
单就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来讲，借用我们人大李主任讲的几句话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是六个最。
县委政府最重视，计划外生育、多孩率最突出，高位生育上级最反感，上级提出的要求和给的批评最多，人口的过快增长的压力最大，在上级心目中的干部形象最差。尽管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弥补工作，但今天始终还自食着作风不实、作风漂浮的苦果。
就廉政建设而言，尽管县纪委、监察局认真履行“教育、保护、监督、查处”职能，做了大量工作，查办了许多违纪案件。司法机关办了一些违法案件。但前腐后继、顶风违纪的情况时有发生，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例如，我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刚刚闭会没几天，这次会议的其中一个议题就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镇雄县2008年县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议工作报告》，听取该报告后，参会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可谓触目惊心。抽查审计的县级八个部门中，审计发现有问题资金1203.15万元，审计的16个乡镇中，审计查出问题金额4523.62万元。有坐支的，有截留的，有挤占挪用的，有改变资金用途的，有虚列支出的。款项有安居工程款、温饱工程款、人饮工程款、农垦资金、集镇建设专款、公路维修款、农网改造资金、烟肥地膜补助、社会抚养费、救灾资金、征地款、林业专项资金等等。一个乡镇就达180多万元，用于行政经费超支（办公室接待费、机车油料）。
一边是花山的前车之鉴，一边是坪上的待处理，而一边又出现了上述严重问题。这是从审计的8个县直部门和16个乡镇发现的问题。未审计的部门和乡镇情况又是什么样，难以想象。
这几年财政状况好转，办公经费基数提高，县长是给够的，为啥又会这样呢？就是张副书记说的，尽管三令五申说高压线摸不得，但他不但摸而且还要掉上去。
好在县委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又有了新的举措，冯书记把监察厅领导请来作报告，这种形式对干部的教育作用是大的，只要经常教育，经常提醒，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是会有明显效果的。
新的形势面临新的挑战，人民群众真切地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水平高、能力强、素质好、形象正、工作实。尤其在当前，只要稍微了解一下社情民意的人都知道，广大人民群众非常真切地希望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少一些吃喝玩乐，多一些读书学习；少一些迎来送往，多一些调查研究；少一些形象工程，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些胡说八道，多一些踏实苦干；少一些拍脑决定，多一些科学决策；少一些语无伦次，多一些深刻精辟；少一些休闲娱乐，多一些思考研究。只要我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务实求实的精神，脚踏实地的作风，不折不扣地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决定》精神，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和党的建设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